「溯源甘肃」甘肃境内古长城的千年回响
「溯源甘肃」甘肃境内古长城的千年回响
「溯源甘肃」甘肃境内古长城的千年回响甘肃境内古长城的(de)千年回响
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史志(shǐzhì)林 欧阳佳询
长城的(de)修建,始自公元前7世纪(shìjì)至公元前6世纪的战国时代,持续到公元17世纪的明朝末年,其(qí)修筑时间长达2000余年,几乎(jīhū)贯穿了我国封建王朝的整个历史。从历史上看,甘肃地区曾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错地带,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使(shǐ)其在护卫中原的战略目标上具有重要的防御价值(jiàzhí)。因此,中原王朝历来多重视在此地的防御建置。
甘肃现存长城遗存主要为战国-秦、汉、明三个时期(shíqī)所修筑,分布于(yú)全省11个市(州)38个县(xiàn)(市、区),历代长城长3600余千米。
春秋战国时期,诸侯并起,各诸侯国之间相互攻伐、纷争不断,为了防御周边诸侯国的入侵,各诸侯国纷纷开始修筑守备设施,此为早期的长城形态。诸侯争霸(zhēngbà)中,秦(qín)国日益强盛。据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载,为抵抗秦军入侵,秦孝公元年(公元前361年),“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(yǐběi),有(yǒu)上郡。”《史记正义》中有注:“魏西界(xījiè)与秦相接,南自华州郑县,西北过渭水,滨洛水东岸,向北有上郡、鄜州之地,皆筑长城以备秦。”由此可知,魏国分别修筑了魏西长城和(hé)魏南长城两处长城。其中,魏国西长城南端可能起自华阴市华山北麓的朝元洞,沿长涧河西岸,北抵渭河南岸,然后(ránhòu)循(xún)洛河东岸,经过(jīngguò)今庆阳市正宁县、宁县、合水县等县,全长约200公里(gōnglǐ)。
《史记·秦本纪》又载:“秦昭王时,义渠戎王与宣太后(xuāntàihòu)乱,有二子。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(gānquán),遂起兵伐残义渠。于是秦有陇西、北地、上(shàng)郡(jùn),筑长城(chángchéng)以拒胡。” 由此可知,秦昭襄王所筑长城位于秦的西面和北面,处于陇西、北地、上郡三郡的外围地带,时陇西郡治狄道(dídào)(今甘肃临洮),辖今西至洮河,东至陇山,即今陇南的大部分地区。秦统一六国后(liùguóhòu),将战国时秦、赵、燕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,即秦长城。秦长城西起临洮(今甘肃岷县),沿洮水东岸北上至狄道,转向东南至今甘肃渭源(wèiyuán),向东北越六盘山(liùpánshān),经今宁夏固原、甘肃环县、陕西吴旗,至今陕西安塞境内。
1981年9月,战国(zhànguó)—秦长城(qínchángchéng)被(bèi)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战国—秦长城遗址明显,走向清楚,首起于临洮县城北15公里的新添乡南坪村杀王坡(pō),到长城坡关门(guānmén)前(qián)咀,过夹槽梁、老王沟口进入渭源县境,途经新添、峡口等5个乡(镇)境,自(zì)西向东穿越临洮县90余华里。20世纪80年代初,对甘肃境内的战国—秦长城的调查结果表明,临洮县城西北三十里墩的望儿台是秦长城的第一个烽燧。
甘肃,不仅是(shì)这些郡县的(de)主要所在地,且是长城(chángchéng)防御(fángyù)线的西端起点,其(qí)自然成为长城防御体系中的前沿阵地,直接面对着来自西、北方向的威胁,承担着预警和抵御外敌入侵的首要任务。一旦甘肃境内的长城防线(fángxiàn)被(bèi)突破,整个长城防御体系都将面临巨大的压力。因此,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在甘肃地区长城的修筑。然而甘肃地区气候地形条件复杂,长城修建的难度是难以想象的。古代的劳动人民不仅需要克服自然环境的恶劣,还面临着物资的匮乏以及外敌的侵扰等多重困难。秦长城的修建动用了近百万劳动力,人力与物力的投入规模空前,其艰难程度,从流传(liúchuán)至今的“孟姜女哭长城”等民间传说中可见一斑。汉朝陈琳亦(yì)有诗一首(yīshǒu)《饮马长城窟行》:“生男慎莫举,生女哺用脯,君独不见长城下,死人(sǐrén)骸骨相撑拄。”这些都是其时民众修筑长城所承受苦难(kǔnàn)的真实写照。
西汉初期,焉支山一带是匈奴浑邪王(昆邪王)的(de)重要领地,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,“张掖郡,故匈奴昆邪王地。”甘肃长城体系的山险地带(dìdài),即(jí)河西走廊(héxīzǒuláng)蜂腰地的焉支山与龙首山,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。
据《史记》记载,元狩二年(公元前121年),“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,过焉支山千余里,击匈奴,得(dé)胡首虏骑万八千余级,破得(pòdé)休屠王(xiūtúwáng)祭天(jìtiān)金人”。元鼎六年(公元前111年),汉朝击败西羌,筑令居塞,后设县。令居塞是汉武帝时(shí)在黄河以西(yǐxī)修筑的第一个要塞,也是汉长城的起点。此后,汉王朝继续在河西走廊“设四郡,列四关”。今日所说汉长城,主要是西汉长城,又称外长城。
随着河西四郡的(de)(de)建立,汉长城这一边塞军事防御(fángyù)工程前后分多次修筑而成。安西境内现存汉长城150公里,烽燧70座,城障3处。东起玉门蘑菇滩(tān),沿甘新公路南侧,疏勒河北岸,逶迤向西,与敦煌(dūnhuáng)境内的西碱墩相连。西汉修筑长城具有因地制宜、就地取材的特点。敦煌气候干燥,当地多戈壁荒漠(huāngmò),土质没有黏性,因此修筑时采用芦苇或红柳枝条和(hé)砂石混筑的方式,利用植物根茎的牵引(qiānyǐn)以提高夯土墙(hāngtǔqiáng)的稳定性(wěndìngxìng)。敦煌当谷燧长城的夯层分层就非常明显,一层砂石一层芦苇的夯筑形态清晰可见。此外,敦煌境内的玉门关与阳关,不仅是重要的军事要塞,也是汉代丝绸之路通往西域的重要关隘,控扼着丝绸之路从敦煌以西分岔的两条要道。
总而言之,西汉王朝(wángcháo)在河西地区(dìqū)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和行政设置,不仅巩固(gǒnggù)了西汉对河西地区的控制,还为丝绸之路的开辟提供了重要的安全保障。关于甘肃长城与丝绸之路之间的关系,学界(xuéjiè)一般认为,甘肃长城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保障。
自张骞(zhāngqiān)“凿空”西域之后,“西北国始通于汉矣”,汉朝与西域各国正式建立了使节往来的(de)(de)关系。为保障中外(zhōngwài)使节及商人的安全,汉王朝(wángcháo)设置西域都护府。汉代丝绸之路一度出现了“使者相望于道”“驰命走驿,不绝于时月;商胡贩客,日款于塞下”的盛况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载:“明珠、文甲、通犀、翠羽之珍盈于后宫(hòugōng),蒲梢、龙文、鱼目、汗血之马充于黄门,巨象、狮子(shīzi)、猛犬、大雀之群食于外囿。殊方异物,四面(sìmiàn)而至。”西域的奇珍异宝输入西汉(xīhàn)王朝的同时,中原的丝绸等物品也走向了西域。除了政府组织的朝贡(cháogòng)贸易、互市贸易,民间贸易也是物资交流的重要形式。长城沿线的商贸往来使长城两边的经济交流日益密切,由此带动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。
西域(xīyù)门户玉门关、阳关,丝路咽喉(yānhóu)山丹,“天下第一雄关”嘉峪关等,既是重要的(de)军事节点,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枢纽,其见证了历史上中原与西域、与西方文明在经济、文化、军事上的交流。这些地方不仅是历史的见证,也是文化的载体。这种民族交流与融合,是甘肃长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,大大(dàdà)推进了甘肃地区多元文化格局(géjú)的形成(xíngchéng)。另外(lìngwài),正如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所载:“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,班超奋封侯之(fēnghóuzhī)志,终能立功西遐,羁服外域。”而中西文化通过长城沿线丝绸之路互动的这一进程,不仅有利于西域各国对中原王朝一定程度的了解与信任,同时也为西域诸国与中原王朝间建立起一种基于(jīyú)文化认同(rèntóng)与政治互信的稳固关系模式。
实际上(shíjìshàng),在两千多年中,长城作为战场并不是常态,长城内外更多时候处于(chǔyú)和平的(de)状态。和平时期,甘肃长城沿线的亭、障(zhàng)、关隘等军事设施仍发挥着军事防御的既有功能,起到对游牧民族的威慑作用,同时(tóngshí)也承载着官方驿道或是商贸通道的功能,成为农耕和游牧两种文明交汇融合的场所。
嘉峪关关城(本文(běnwén)图片均为资料图)
至明代,统治者又高度重视起北方边防,整个明代基本上从未(cóngwèi)停止过修筑长城,耗费大量人力物力(rénlìwùlì),最终形成了西起嘉峪关、东至(dōngzhì)山海关的防线。
明代嘉峪关是丝绸之路的(de)交通要塞,号称“天下第一雄关(xióngguān)”,北(běi)连黑山悬壁长城,南接天下第一墩。嘉峪关关城由内城(nèichéng)、瓮城、外城、楼阁(lóugé)和附属建筑(jiànzhù)组成,重城并守,易守难攻,其自建关始六百年来从未(cóngwèi)被攻破。关城两翼长城横穿沙漠戈壁,北衔黑山悬壁长城,南连天下第一墩,形成一道“明墙暗壁”。暗壁长城为西北向,筑于山背后的隐蔽之处,山外难以发现。暗壁长城始自(shǐzì)关城东北角的“闸门墩”,止于关北石关峡口的悬壁长城。长城在石关峡口处分两路,沿峡口南、北两侧山脊顺势而上,好似臂膀环抱峡口,因此得名“悬臂长城”。长城攀在陡峭的山脊上,有“长城倒挂(dàoguà),铁臂悬空(xuánkōng)”之势,十分险峻。
甘肃长城穿越(chuānyuè)了高山、沙漠、戈壁等多种复杂的地形,这种地理环境(dìlǐhuánjìng)虽然增加(zēngjiā)了长城修建的难度,但在(zài)客观上也使其在防御(fángyù)外敌时具备(jùbèi)了天然的屏障。明城墙止于关南讨赖河边的“长城第一墩”,由此,关城与两翼长城由此构成一个三位一体(sānwèiyītǐ)的军事(jūnshì)(jūnshì)工程,与周边烽燧及自然天险构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。其修建既是明王朝为适应西北边防形势的军事需求,也是为抵御西域游牧民族侵扰的防御性手段。嘉峪关作为明朝西陲重要的关隘,在明朝276年的历史中,始终担负(dānfù)着重要的军事防御任务及海关职能。它的建成,为明王朝阻挡外族入侵、维护河西社会安定、保障西域朝贡贸易顺利进行、维护和平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军事作用,同时也保障了关内外农牧经济的发展。
在长城的(de)(de)建造上,甘肃长城有着“因地制宜,就地取材”的显著特点,其以黄土夯筑为主,素有“土质长城博物馆”之称(zhīchēng),另有红柳、芦苇、石块夹沙等修筑形式。甘肃山丹保存了目前国内最完整的一段黄土版筑长城,有“露天长城博物馆”之称。山丹县境内拥有汉、明长城(míngchángchéng)总长(zǒngzhǎng)365公里,其中汉长城94公里、明长城271公里,山丹县汉、明长城相隔在10米—80米之间(zhījiān),平行延伸。北侧汉长城建于西汉元鼎六年(nián)(liùnián)(公元(gōngyuán)前111年),壕沟(háogōu)深约七米,用以防御北方匈奴的骑兵;南侧明长城是由黄土夯筑的墙、墩、列障构成,建于明隆庆六年(公元1572年)。山丹长城不仅是河西长城军事防御工程体系(tǐxì)的重要组成部分,其“走廊蜂腰”“甘凉咽喉”的军事要塞地位不言而喻。
山(shān)丹县老军乡峡口(xiákǒu)村有一古城堡,即峡口古城。其始建于明万历二年(公元1574年),既是长城的重要城障,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之一。已故著名河西长城研究专家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礽骧先生曾于此地两次考察,认为明代峡口堡有可能是在(zài)汉代张掖郡都尉(dūwèi)障城的废址上重建(chóngjiàn)而成的。峡谷的山,当地人称为帽葫芦山,山内有汉代和明代的烽燧、城障及(jí)长城,地势险要,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。峡口之地,地势巍峨,自然景观蔚为壮观,历代文人墨客途经此地,莫不为之咏叹。明代嘉靖年间的刑部郎中陈棐奉旨巡察河西兵防途经峡口,见此地地势险峻,有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开之险,为此(wèicǐ)题写了“锁控金川(jīnchuān)”四个大字,至今(zhìjīn)仍镌刻(juānkè)在峡口的石崖上。明代诗人张楷路经峡口时有诗道:“白沙官道接羌胡,硗(qiāo)确难行是此途。疑过井陉愁马蹶,似经云栈听猿呼。两山影逼天多瞑(míng),五月风高草已枯。明日西行望张掖, 一川平似(píngshì)洛阳衢。”
从山丹(shāndān)汉长城到(dào)山丹明长城,从防御北方匈奴到北方鞑靼,山丹汉、明长城及“三关” (峡口关、红寺山关、铁门关) “五门”(东乐闇(àn)门、静安闇门、山丹闇门、新河闇门、峡口闇门)凭借其“天险(tiānxiǎn)”要塞,不仅(bùjǐn)保障了(le)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中西文化商贸交流,也确保了河西走廊长城沿线地区的政治稳定、经济繁荣、文化交流、社会进步。
甘肃长城的修建与运用,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、爱好和平、团结一心的民族精神。传承与发扬民族精神在(zài)当下具有重要的意义,不仅能够激发中华民族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(gǎn),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(rèntónggǎn)与一体感,也能为当今世界文明的交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建提供借鉴经验。我们应该珍惜和保护(bǎohù)甘肃长城这一宝贵的历史遗产,并传承和发扬其背后所(suǒ)蕴含(yùnhán)的文化价值与民族精神。
【本文系(xì)兰州大学“人工智能+”哲学(zhéxué)社会科学专项课题《人工智能与甘肃长城文化保护与传承》(项目编号:LZUAITGZX03)及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《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(duàn)建设和管理(guǎnlǐ)运营研究》(项目编号:2024ZX026)阶段性成果。】
甘肃境内古长城的(de)千年回响
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史志(shǐzhì)林 欧阳佳询
长城的(de)修建,始自公元前7世纪(shìjì)至公元前6世纪的战国时代,持续到公元17世纪的明朝末年,其(qí)修筑时间长达2000余年,几乎(jīhū)贯穿了我国封建王朝的整个历史。从历史上看,甘肃地区曾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错地带,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使(shǐ)其在护卫中原的战略目标上具有重要的防御价值(jiàzhí)。因此,中原王朝历来多重视在此地的防御建置。
甘肃现存长城遗存主要为战国-秦、汉、明三个时期(shíqī)所修筑,分布于(yú)全省11个市(州)38个县(xiàn)(市、区),历代长城长3600余千米。
春秋战国时期,诸侯并起,各诸侯国之间相互攻伐、纷争不断,为了防御周边诸侯国的入侵,各诸侯国纷纷开始修筑守备设施,此为早期的长城形态。诸侯争霸(zhēngbà)中,秦(qín)国日益强盛。据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载,为抵抗秦军入侵,秦孝公元年(公元前361年),“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(yǐběi),有(yǒu)上郡。”《史记正义》中有注:“魏西界(xījiè)与秦相接,南自华州郑县,西北过渭水,滨洛水东岸,向北有上郡、鄜州之地,皆筑长城以备秦。”由此可知,魏国分别修筑了魏西长城和(hé)魏南长城两处长城。其中,魏国西长城南端可能起自华阴市华山北麓的朝元洞,沿长涧河西岸,北抵渭河南岸,然后(ránhòu)循(xún)洛河东岸,经过(jīngguò)今庆阳市正宁县、宁县、合水县等县,全长约200公里(gōnglǐ)。
《史记·秦本纪》又载:“秦昭王时,义渠戎王与宣太后(xuāntàihòu)乱,有二子。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(gānquán),遂起兵伐残义渠。于是秦有陇西、北地、上(shàng)郡(jùn),筑长城(chángchéng)以拒胡。” 由此可知,秦昭襄王所筑长城位于秦的西面和北面,处于陇西、北地、上郡三郡的外围地带,时陇西郡治狄道(dídào)(今甘肃临洮),辖今西至洮河,东至陇山,即今陇南的大部分地区。秦统一六国后(liùguóhòu),将战国时秦、赵、燕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,即秦长城。秦长城西起临洮(今甘肃岷县),沿洮水东岸北上至狄道,转向东南至今甘肃渭源(wèiyuán),向东北越六盘山(liùpánshān),经今宁夏固原、甘肃环县、陕西吴旗,至今陕西安塞境内。
1981年9月,战国(zhànguó)—秦长城(qínchángchéng)被(bèi)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战国—秦长城遗址明显,走向清楚,首起于临洮县城北15公里的新添乡南坪村杀王坡(pō),到长城坡关门(guānmén)前(qián)咀,过夹槽梁、老王沟口进入渭源县境,途经新添、峡口等5个乡(镇)境,自(zì)西向东穿越临洮县90余华里。20世纪80年代初,对甘肃境内的战国—秦长城的调查结果表明,临洮县城西北三十里墩的望儿台是秦长城的第一个烽燧。
甘肃,不仅是(shì)这些郡县的(de)主要所在地,且是长城(chángchéng)防御(fángyù)线的西端起点,其(qí)自然成为长城防御体系中的前沿阵地,直接面对着来自西、北方向的威胁,承担着预警和抵御外敌入侵的首要任务。一旦甘肃境内的长城防线(fángxiàn)被(bèi)突破,整个长城防御体系都将面临巨大的压力。因此,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在甘肃地区长城的修筑。然而甘肃地区气候地形条件复杂,长城修建的难度是难以想象的。古代的劳动人民不仅需要克服自然环境的恶劣,还面临着物资的匮乏以及外敌的侵扰等多重困难。秦长城的修建动用了近百万劳动力,人力与物力的投入规模空前,其艰难程度,从流传(liúchuán)至今的“孟姜女哭长城”等民间传说中可见一斑。汉朝陈琳亦(yì)有诗一首(yīshǒu)《饮马长城窟行》:“生男慎莫举,生女哺用脯,君独不见长城下,死人(sǐrén)骸骨相撑拄。”这些都是其时民众修筑长城所承受苦难(kǔnàn)的真实写照。
西汉初期,焉支山一带是匈奴浑邪王(昆邪王)的(de)重要领地,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,“张掖郡,故匈奴昆邪王地。”甘肃长城体系的山险地带(dìdài),即(jí)河西走廊(héxīzǒuláng)蜂腰地的焉支山与龙首山,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。
据《史记》记载,元狩二年(公元前121年),“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,过焉支山千余里,击匈奴,得(dé)胡首虏骑万八千余级,破得(pòdé)休屠王(xiūtúwáng)祭天(jìtiān)金人”。元鼎六年(公元前111年),汉朝击败西羌,筑令居塞,后设县。令居塞是汉武帝时(shí)在黄河以西(yǐxī)修筑的第一个要塞,也是汉长城的起点。此后,汉王朝继续在河西走廊“设四郡,列四关”。今日所说汉长城,主要是西汉长城,又称外长城。
随着河西四郡的(de)(de)建立,汉长城这一边塞军事防御(fángyù)工程前后分多次修筑而成。安西境内现存汉长城150公里,烽燧70座,城障3处。东起玉门蘑菇滩(tān),沿甘新公路南侧,疏勒河北岸,逶迤向西,与敦煌(dūnhuáng)境内的西碱墩相连。西汉修筑长城具有因地制宜、就地取材的特点。敦煌气候干燥,当地多戈壁荒漠(huāngmò),土质没有黏性,因此修筑时采用芦苇或红柳枝条和(hé)砂石混筑的方式,利用植物根茎的牵引(qiānyǐn)以提高夯土墙(hāngtǔqiáng)的稳定性(wěndìngxìng)。敦煌当谷燧长城的夯层分层就非常明显,一层砂石一层芦苇的夯筑形态清晰可见。此外,敦煌境内的玉门关与阳关,不仅是重要的军事要塞,也是汉代丝绸之路通往西域的重要关隘,控扼着丝绸之路从敦煌以西分岔的两条要道。
总而言之,西汉王朝(wángcháo)在河西地区(dìqū)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和行政设置,不仅巩固(gǒnggù)了西汉对河西地区的控制,还为丝绸之路的开辟提供了重要的安全保障。关于甘肃长城与丝绸之路之间的关系,学界(xuéjiè)一般认为,甘肃长城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保障。
自张骞(zhāngqiān)“凿空”西域之后,“西北国始通于汉矣”,汉朝与西域各国正式建立了使节往来的(de)(de)关系。为保障中外(zhōngwài)使节及商人的安全,汉王朝(wángcháo)设置西域都护府。汉代丝绸之路一度出现了“使者相望于道”“驰命走驿,不绝于时月;商胡贩客,日款于塞下”的盛况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载:“明珠、文甲、通犀、翠羽之珍盈于后宫(hòugōng),蒲梢、龙文、鱼目、汗血之马充于黄门,巨象、狮子(shīzi)、猛犬、大雀之群食于外囿。殊方异物,四面(sìmiàn)而至。”西域的奇珍异宝输入西汉(xīhàn)王朝的同时,中原的丝绸等物品也走向了西域。除了政府组织的朝贡(cháogòng)贸易、互市贸易,民间贸易也是物资交流的重要形式。长城沿线的商贸往来使长城两边的经济交流日益密切,由此带动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。
西域(xīyù)门户玉门关、阳关,丝路咽喉(yānhóu)山丹,“天下第一雄关”嘉峪关等,既是重要的(de)军事节点,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枢纽,其见证了历史上中原与西域、与西方文明在经济、文化、军事上的交流。这些地方不仅是历史的见证,也是文化的载体。这种民族交流与融合,是甘肃长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,大大(dàdà)推进了甘肃地区多元文化格局(géjú)的形成(xíngchéng)。另外(lìngwài),正如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所载:“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,班超奋封侯之(fēnghóuzhī)志,终能立功西遐,羁服外域。”而中西文化通过长城沿线丝绸之路互动的这一进程,不仅有利于西域各国对中原王朝一定程度的了解与信任,同时也为西域诸国与中原王朝间建立起一种基于(jīyú)文化认同(rèntóng)与政治互信的稳固关系模式。
实际上(shíjìshàng),在两千多年中,长城作为战场并不是常态,长城内外更多时候处于(chǔyú)和平的(de)状态。和平时期,甘肃长城沿线的亭、障(zhàng)、关隘等军事设施仍发挥着军事防御的既有功能,起到对游牧民族的威慑作用,同时(tóngshí)也承载着官方驿道或是商贸通道的功能,成为农耕和游牧两种文明交汇融合的场所。
嘉峪关关城(本文(běnwén)图片均为资料图)
至明代,统治者又高度重视起北方边防,整个明代基本上从未(cóngwèi)停止过修筑长城,耗费大量人力物力(rénlìwùlì),最终形成了西起嘉峪关、东至(dōngzhì)山海关的防线。
明代嘉峪关是丝绸之路的(de)交通要塞,号称“天下第一雄关(xióngguān)”,北(běi)连黑山悬壁长城,南接天下第一墩。嘉峪关关城由内城(nèichéng)、瓮城、外城、楼阁(lóugé)和附属建筑(jiànzhù)组成,重城并守,易守难攻,其自建关始六百年来从未(cóngwèi)被攻破。关城两翼长城横穿沙漠戈壁,北衔黑山悬壁长城,南连天下第一墩,形成一道“明墙暗壁”。暗壁长城为西北向,筑于山背后的隐蔽之处,山外难以发现。暗壁长城始自(shǐzì)关城东北角的“闸门墩”,止于关北石关峡口的悬壁长城。长城在石关峡口处分两路,沿峡口南、北两侧山脊顺势而上,好似臂膀环抱峡口,因此得名“悬臂长城”。长城攀在陡峭的山脊上,有“长城倒挂(dàoguà),铁臂悬空(xuánkōng)”之势,十分险峻。
甘肃长城穿越(chuānyuè)了高山、沙漠、戈壁等多种复杂的地形,这种地理环境(dìlǐhuánjìng)虽然增加(zēngjiā)了长城修建的难度,但在(zài)客观上也使其在防御(fángyù)外敌时具备(jùbèi)了天然的屏障。明城墙止于关南讨赖河边的“长城第一墩”,由此,关城与两翼长城由此构成一个三位一体(sānwèiyītǐ)的军事(jūnshì)(jūnshì)工程,与周边烽燧及自然天险构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。其修建既是明王朝为适应西北边防形势的军事需求,也是为抵御西域游牧民族侵扰的防御性手段。嘉峪关作为明朝西陲重要的关隘,在明朝276年的历史中,始终担负(dānfù)着重要的军事防御任务及海关职能。它的建成,为明王朝阻挡外族入侵、维护河西社会安定、保障西域朝贡贸易顺利进行、维护和平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军事作用,同时也保障了关内外农牧经济的发展。
在长城的(de)(de)建造上,甘肃长城有着“因地制宜,就地取材”的显著特点,其以黄土夯筑为主,素有“土质长城博物馆”之称(zhīchēng),另有红柳、芦苇、石块夹沙等修筑形式。甘肃山丹保存了目前国内最完整的一段黄土版筑长城,有“露天长城博物馆”之称。山丹县境内拥有汉、明长城(míngchángchéng)总长(zǒngzhǎng)365公里,其中汉长城94公里、明长城271公里,山丹县汉、明长城相隔在10米—80米之间(zhījiān),平行延伸。北侧汉长城建于西汉元鼎六年(nián)(liùnián)(公元(gōngyuán)前111年),壕沟(háogōu)深约七米,用以防御北方匈奴的骑兵;南侧明长城是由黄土夯筑的墙、墩、列障构成,建于明隆庆六年(公元1572年)。山丹长城不仅是河西长城军事防御工程体系(tǐxì)的重要组成部分,其“走廊蜂腰”“甘凉咽喉”的军事要塞地位不言而喻。
山(shān)丹县老军乡峡口(xiákǒu)村有一古城堡,即峡口古城。其始建于明万历二年(公元1574年),既是长城的重要城障,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之一。已故著名河西长城研究专家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礽骧先生曾于此地两次考察,认为明代峡口堡有可能是在(zài)汉代张掖郡都尉(dūwèi)障城的废址上重建(chóngjiàn)而成的。峡谷的山,当地人称为帽葫芦山,山内有汉代和明代的烽燧、城障及(jí)长城,地势险要,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。峡口之地,地势巍峨,自然景观蔚为壮观,历代文人墨客途经此地,莫不为之咏叹。明代嘉靖年间的刑部郎中陈棐奉旨巡察河西兵防途经峡口,见此地地势险峻,有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开之险,为此(wèicǐ)题写了“锁控金川(jīnchuān)”四个大字,至今(zhìjīn)仍镌刻(juānkè)在峡口的石崖上。明代诗人张楷路经峡口时有诗道:“白沙官道接羌胡,硗(qiāo)确难行是此途。疑过井陉愁马蹶,似经云栈听猿呼。两山影逼天多瞑(míng),五月风高草已枯。明日西行望张掖, 一川平似(píngshì)洛阳衢。”
从山丹(shāndān)汉长城到(dào)山丹明长城,从防御北方匈奴到北方鞑靼,山丹汉、明长城及“三关” (峡口关、红寺山关、铁门关) “五门”(东乐闇(àn)门、静安闇门、山丹闇门、新河闇门、峡口闇门)凭借其“天险(tiānxiǎn)”要塞,不仅(bùjǐn)保障了(le)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中西文化商贸交流,也确保了河西走廊长城沿线地区的政治稳定、经济繁荣、文化交流、社会进步。
甘肃长城的修建与运用,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、爱好和平、团结一心的民族精神。传承与发扬民族精神在(zài)当下具有重要的意义,不仅能够激发中华民族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(gǎn),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(rèntónggǎn)与一体感,也能为当今世界文明的交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建提供借鉴经验。我们应该珍惜和保护(bǎohù)甘肃长城这一宝贵的历史遗产,并传承和发扬其背后所(suǒ)蕴含(yùnhán)的文化价值与民族精神。
【本文系(xì)兰州大学“人工智能+”哲学(zhéxué)社会科学专项课题《人工智能与甘肃长城文化保护与传承》(项目编号:LZUAITGZX03)及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《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(duàn)建设和管理(guǎnlǐ)运营研究》(项目编号:2024ZX026)阶段性成果。】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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